本文来转载自 “（ID：）” 2020-6-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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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生缪可馨跳楼的事，一直让我想到另一个人，另一个故事。
一个数学一直很差的女孩子，有一次决定发奋一回，把预备要考的题目发狠做了一遍，然后考了一百分。
老师不相信，便说她作弊，出了一张完全超纲的卷子，她自然一题不会，考了零分。被老师用墨汁抹了一脸的墨，站在操场中间示众。
这个女孩子没有跳楼。但从此以后没有去上学。她有很长时间就像电视剧里那些失业了的中年人一样，早上按时离家，然后在书店看书，看到放学时间回家。
这个女孩叫做陈平，后来她去国外念书，和先生搬去了撒哈拉沙漠，写书重塑了一代女青年的世界观。
她是三毛，我曾经最喜欢的一个作家。但是我不知道童年被这样对待过，她内心到底如何消解某种创伤与黑洞。
48岁，她死于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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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时候会想象三毛被抹了一脸墨汁站在操场中间的样子，众目睽睽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绝望得发抖。
而这可能只是最后一根稻草，那些在“示众”之前，还能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“教诲”，片段般转瞬而逝的羞辱，没造成崩溃与毁灭的后果，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实际上如果不是三毛在很多年后写出这段故事，在她很多同学、老师甚至家人的认定里，大概都是三毛“小时候死活读不进去书”罢了。
当我们再去看缪可馨跳楼，可能最令人发指的一个细节，就是班级群里家长给老师的点赞。
与其说这些家长泯灭良知、没有人性，不如说，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惯性的逻辑里，完全反应不过来。
这个巨大的惯性的逻辑就是：
“童年”本来就是要被纠正的，而学校不过在做它该做的事。
为什么纠正你？一定是因为你不好。
你觉得你做得好？那么为什么不能听老师的做到更好！你看还是你不好！
老师批评人，别人都没死，为什么就你去死？不仅有错，简直有罪！
这些潜台词，家长是赞同的。说到底他们不是为袁老师点赞，而是为自己内心那道无形的秩序感点赞。
在这些点赞的家长心中，人生秩序就是一辈子呆在被挑拣的传输带上，接受命运的挑拣。
既然一生不过如此，那么学校就是让你从小习惯，产生耐受性的地方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学校作为“纠正者”的权威绝对正确，家长又如何能指责一个严格的执行者做错了？
于是家长们给老师点赞，表态自己是懂规矩的，并且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服从的，即使被同样对待，也不会去死。这些孩子将来能成为传输带上撑得更久的人。
或者有朝一日成为可以“纠正”别人的人。
那便是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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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常常觉得中国的教育有问题，并不是在什么应试不应试的问题上，而在于我们到底如何看待教育，如何看待孩子，以及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人生的问题。
教育的问题并不完全出自学校，也出自家长。
很多时候，真正出问题的，并不是孩子学会什么，学不会什么，而是教育中的成年人，既不懂得尊重自己，也不懂得尊重孩子。
在缪可馨这件事上，你能看到以“纠正”孩子为目的之教育，并不是袁老师一个人的逻辑。
从学校，到老师，再到群中家长，在人性的拷问，从外部强行打破边界之前，你会发现“教育”在一个小而封闭的生态中，是看不见“人”的。
事情发酵到今天，网上开始有很多关于教师人品的讨论，但没有证据的事情，我暂时不想谈，我想谈的事，如果我们就将这件事划定在一个正常课堂教学的“边界”里，这件事有没有问题？问题在哪？
很多人评论袁老师作文改得不好。那么如果改得好，改得有道理，老师就可以把作文简单粗暴地打回去改二十几次，并且扇一巴掌吗？
我想不能。
用这种办法对付学生的老师，并没有把学生当做“人”，学生只是她面前的一块泥胚，这块泥胚并没有按照她的想法成型，所以她便有权力将这个东西捣毁重来，或是捣毁就不重来了。
然而孩子不是一块泥胚，她有自己想成为的样子，“教育”所最应该做的事情，是支持。
一个人，对另一个人，永远不该有控制与改造的权力。
法国儿童教育专家卡特琳娜·盖冈曾在一本书中写：当我们面对邻居和同事，即使再没有同理心，也能保持礼貌，而对孩子，却往往充满“没有共情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话语”。
“‘你怎么这么没用，废物……’这种话，我们一般不敢对邻居或工作中的同事说。”
但我们敢于这样侮辱孩子。无论袁老师，还是深夜陪作业到上演全武行的家长，我们都是将孩子当作一块无法按照自己心意成型的泥胚，恨不得捣毁重来。
往往越自认为负责任的老师与家长，越容易在这条强制的路上走远，他们“合理化”这种强制的道理是：他们认为通过强制给予孩子的东西，是他们成年之后步入社会所必需且唯一的“入场券”。
而且获得这张入场券，非得走一条艰难的道路不可。越是自己活得不成功的家长和教育者，越相信，痛苦可以带领孩子超越他们自己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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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所走过最艰难的路，通常都是一个特别相信能“为他们好”的人给的。
袁老师教给缪可馨的，本来就不是写作的能力，而是她认为的“正能量”。
而大多数情况下，学校和家长希望学生通过一种课堂秩序中练就的勤奋、迅速、服从、牢记规则、适时沉默的本事，也绝不是能在成年后过度到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但令人费解的是，大家都相信在教育与职场之间，有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在边界之前，我们对能力的要求是一种标准，在边界之后，我们对能力的要求又是另一种标准。
大多数时候，第一种标准正是为了消灭第二种标准。
在学校里，我们希望孩子察言观色，懂得学会按照老师的标准答案答题，在职场上，我们又希望他有领导力，开行业之先河。
请问这一切如何可能？
无论是社会，还是学校系统，都存在一种可悲的“倒挂”：那就是其实越成功的人，越敢于天马行空去想，脚踏实地去做；越优质的学校，越敢于给学生发现自己、实现自己的自由空间。
但成功与名校都在金字塔尖，而在拥挤的、数量庞大的“基座”部分，人们越是相信，只有按照别人的样子打磨孩子，去掉所有个性，才有可能得到那张入场券，进入更光鲜的职场。
但问题在于，以这样的方式，进入名校，艰难地拿到入场劵，但入场之后怎么活下来？根本没人关心。
那些把自己推翻重来的痛苦，与那些从小就按照鼓励天性方式培养起来人形成对比的痛苦，根本没有人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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缪可馨本不该承受这一切。
一场具体的悲剧似乎都具有某种偶然性，令人扼腕叹息。但一场悲剧走到悲剧的那一幕，背后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偶然的。
为什么在今天，在“能力比知识重要，创造力比记忆力重要”的观念差不多成为主流的时代，我们要一直等到一个跳楼的缪可馨，才惊呼起来“袁老师这样的人，竟然还在这里”！
毫不夸张地说，在今天，每一个人都在期待中国教育的转变，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，教育本该是最敏感的领域；中国教育事实上也正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改变，很多对教育系统深刻的反思与建设性的探索，都来自教育的内部。
这种变化并不均衡，但我们却希望教育的分配永远均衡。
对于大多数家长而言，教育仍是一件无法选择的事情。一个孩子刚好遇到一个袁老师，或是没有遇到一个袁老师，反而幸运地遇到一个懂得关心她、甚至多数时候成为孩子与家长之间亲子桥梁的老师，都要拜上天所赐，如同命运的轮盘赌。
而正是因为没法选择，在悲剧发生之前，一个愿意支持孩子的老师，与一个不断抹杀孩子的老师，才会被一视同仁，才会以同样的概率，存在我们的学校里。直到一个袁老师出现，激起我们的一阵惊呼。
而更多各个不同的袁老师，气定神闲地坐在办公室里，以她认为对的方式，恣意涂抹孩子的童年。
这真的不关作文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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