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来由微信公众号 “童行学院（ID：tongxingplan） ” 2020-5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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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万个为什么之父”，著名作家叶永烈于2020年5月15日上午在上海长海医院去世，享年80岁。
1940年，叶永烈出生于浙江温州。60年代初，当时的叶永烈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，便成为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主要编写者。
要知道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丛书可是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。当时，中共发起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崇尚科学成为了社会的潮流，而适合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却很少。
那时候，专门面向孩子的出版社只有少年儿童出版社这么一家。少儿社也出版过一些儿童科普读物，可都是小打小闹的小册子。所以，出版一套全面的科普读物，就成了既棘手又艰巨的任务。这套书，就是后来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说到这，你可能很好奇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据亲历者说，苏联作家曾写过一本科普书，叫做《屋子里的科学》。扉页印着吉普林的一首小诗：“七千个在哪里，五千个怎么办，十万个为什么。”1930年代，国内引进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把书名改成了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而少儿社的这套科普书正是沿用了这个名字。
开局并不顺利。
组稿的时候，出版社的编辑们遇到了大问题。他们首先找到了一批师范学校的老师。按理说，师范学校的老师既有知识储备，又擅长讲解、传播，应当能够胜任。然而，稿子交上来后却让编辑们犯了难——里头无论是问题，还是解答，“教材味”都特别浓。字里行间里也透露出一股老学究的气息，孩子怎么会喜欢呢？
此时，一位编辑回想起来，她曾编过一本书叫《碳的一家》，文字清新、活泼，作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二学生叶永烈。叶永烈从小就是个文青，小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，大学却阴差阳错进了化学专业。于是，他开始讲两方面特长结合起来，写些科普作品。
于是，编辑给叶永烈写了封信，信中附上了几个孩子提出的化学问题，请他用通俗、有趣的语言解答。叶永烈的回答正是编辑们期待已久的文字。
叶永烈为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定了风格，他也参与了化学、天文、动物等分册的撰写。可以说，他是名副其实的“十万个为什么之父”。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过时了吗？
在我们小时候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和四册装的《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》就像“科学圣经”一般。能拥有这样一套书，是无比幸福的事。
到了今天，我们的孩子拥有数不清的科普资源，不仅有书籍和纪录片，还有形形色色的线下活动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便不再成为唯一。
不仅如此，许多家长已经不再给孩子读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了。我翻了翻豆瓣书评，理由有很多。
有些人说，新版的与旧版的相比，与生活的联系没那么紧密了，语言和知识也艰涩了很多。这涉及到初心是否还在的问题，我们暂且不谈。
也有人说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不够系统，而且主要给孩子灌输科学知识，却没有教会他们科学方法和批判精神。
要回应这一点，我们就要来看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诞生背景。
刚才说到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诞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在他的《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和三个阶段》一文中，将我们国家的科普划分成了三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叫做“传统科普”。
什么叫“传统科普”呢？
“传统科普”的一个形象的画面，就是村口的大喇叭向四面八方广播，学术上叫做“中心广播模型”。这种科普盛行于计划经济时代，主要服务于政府、国家的需要。近一百年来，科学技术能够提升国力，重振国家，已经成了历届政府的共识。因此，向公众普及科学，培养科技人才，也是政府的一项不变的工作。
政府普及科学，最看重什么呢？
最看重的当然是效率。因此，“传统科普”为了高效，更偏重传播知识和技术，很少提及科学方法和过程，基本不提科学与社会的关系、科学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复杂的话题。道理很简单，想让农民把地种好，只要告诉他一些基本的事实，以及怎么操作就可以了。至于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，科学的本质是什么，真的不重要。
高效地传播科学，还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效率必须是可以衡量的，不然谈何效率呢？正如，孩子成绩提升背后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孩子的成绩是可以被考查、测试、比较的。那么，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被考查呢？当然是死知识。而科学方法、批判性思维则更难考查。
因此，长久以来，我们科普的重心都放在了普及科学知识上，正如标准化考试的内容直到今天，也多是死知识一样。
这种以传播效率最大化为导向的科普，反应在科普书上，就是密密麻麻的知识。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填鸭教育，所以也受到了今天的家长们的质疑。
我们之所以会质疑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把效率当做衡量教育的唯一尺度。
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所说的那样，今天，我们越来越推崇从博物学、科学史的角度进行科学教育，而不是以传播学为基调的、致力于效率最大化的教育。
博物学告诉我们，不仅要关注那些宏大的、正统的科学问题，也要接地气，要关注我们身边细碎的知识，也就是“地方知识”（local knowledge）、“平民知识”（lay knowledge）；不仅要学习知识，还要习得情感和价值观。科学史则告诉我们，要把科学知识放在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。
如今的营地活动、博物馆课程，以及优秀的科学课堂，正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视角融入教学中。只讲授科学知识，就显得单薄、枯燥了些。
的确，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北京、上海的孩子而言，他们身边有大量优质公立学校、私立机构、国际学校、科技馆和博物馆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这样以普及知识为主的书籍就显得没什么必要。因为，就算不读这些书，他们也有很多途径可以了解到这些知识。
不过，如果从全国着眼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仍然一点也不过时。
我们常常抱怨网民的戾气和无知。的确，我国网民中只有5%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。当然，读过本科不代表有知识、有素质。不过，这一数字还是反映出了，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。
想象一下，我们国家推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。许多孩子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，而且上初中的时候，心思可能就已经不在学习上了。就算认真学习，初中毕业时也只上过一年化学、两年物理，能学到多少东西呢？何况在欠发达地区，师资水平又让教育质量打些折扣。
因此，向大多数人传播基本的科学常识，使他们具有最基本的科学素养，仍然是科普工作的重要一环。
你可能会说，现在网络那么发达，抖音、知乎上到处是知识，为什么还会缺乏基本的认知呢？施拉姆在他的《传播学概论》中说到过，媒体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消遣，或者是帮助政府监督、管理，最次要的功能才是学习。
在现实中，我们能感觉到人是有惰性的。上网时，有意识的学习时间总是少数，一不留神，就又陷入了信息的河流中，随波逐流了。
所以说，对大多数国民而言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“不知其所以然”，而是“不知其然”。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仍然担负着普及科学知识的使命。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并没有过时
刚才说到了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仍然是一本不过时的经典、适应国情的好书。但是，这只能说明这套书仍然适合大多数人。
对于中产，甚至精英家庭来说，这些孩子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读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阶段了呢？
也不见得。
这是因为，无论谁家的孩子，到了三四岁，就会冒出许多疑问，需要人来解答。这个需求，永远不过时，永远不会变。而从书名也能看出，这就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策划的初衷。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初版中的问题，都是由问卷的形式，向孩子们征集来的。1960年，编辑室印发了1万份问卷，16开大小，打折横线，上面印着一句话：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“为什么”。6位编辑发动了上海市几十所中小学、少年宫、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子们来提问题。两三个月后，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大抽屉。其中就有孩子们亘古不变的疑问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人是不是猴子变的？恐龙是怎么灭绝的？
这就是“十万个为什么”的来源。这些问题不是大人编造的，而是来自孩子心底对世界的好奇。
即便时代再进步，孩子们对世界的好奇不会变。他们仍然会提出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问题。
就算父母们的受教育程度再高，面对大多数问题，也是满脸问号。厉害的爹妈，娃往往也厉害。所以，无论什么级别的“前浪”，都会被“后浪”问趴在沙滩上。英国人阿尔戈斯做过一个调查，一个4岁的英国孩子一天平均会说73遍为什么。而其中大多数的问题，父母难以回答。
父母即便有能力一个个问题上网找答案，组织成有趣的、简单的语言，再跟孩子解释，也太浪费精力。从各种绘本、课堂中发现答案，则又过于烧钱、过于依赖资源。
因此，有个权威的声音能满足孩子心底的疑惑，保护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，在今天仍然是刚需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便是对此刚需的一个便捷、全面的解决方案。
我们再来谈谈另外一个质疑，那就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是在向孩子灌输科学知识，而不是教授科学的思维方法。
英国学者杜兰特曾将科学素养划分为了四个方面，分别是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、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和社会关系的理解。如前面所说的那样，为了适应当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水平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首要目的仍是传播科学知识。
而今天的中产、精英家庭，则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科学方法、科学精神的把握。甚至，也引导孩子思考科学与社会和人类的关系：科技一定是好的吗？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？等等
因此，大家对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有“灌输知识”的印象，从而抵触，也很正常。
不过，实际上，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。有研究发现，科学知识的增长可以带来科学方法、思维等等其它方面的提升。
更重要的是，虽然单独看书中的某一个问题和回答，像是在给孩子灌输答案，少有思维的引导，少有发现的历程。但是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却借助着“十万个问题”和“十万个答案”，不停地交织、重复，教给了孩子一个最重要的科学思维——那就是面对未知的问题，要从科学的角度，找一个答案。
最重要的科学思维，是从“宗教的思维”“不可知式的思维”“迷信的思维”等等思维方式中，选择科学思维。
我们再来谈谈最后一个质疑，那就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里的知识是碎片化的，不成体系。
实际上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有无数个独立的、看似没什么关联的问题构成，当然会给人一种散乱、不成系统的感觉。
不过，体系有的是显形的，体现在大纲、目录上；有些则是隐形的，体现在内在的联系上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背后，就是个巨大的隐形体系。
这套书策划的初衷，就是通过解答孩子日常的问题，向他们介绍一些基本的科学概念。比如说，为什么饮料瓶一般不装满呢？因为装满了就可能会爆炸。那么为什么会爆炸呢？这时候，就可以引出“热胀冷缩”这一最基本的科学概念了。
学校里的教材，是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来教授的，看上去体系很明显。不过，这样的科学课往往缺少与现实的关联，枯燥乏味。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则用科学的基本概念，搭出了一个巨大的体系网络，就像用钢筋搭出了一个巨大的框架一样。再在钢筋框架外铺上草坪，种上鲜花，把丑陋的、裸露的框架隐匿了起来。将枯燥的知识体系，装饰成了一片儿童的乐园。
孩子在其中玩耍时，将不知不觉地学会基本的科学概念，在他们的头脑中，把相关的概念联系起来，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。“十万个问题”则像是胶水，把科学知识和生活经验牢牢地粘连在一起，让每一个概念，都能在生活中发现足迹。
这就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体系——一个将知识系统和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庞大体系。
结语
我们小时候，有一句话很流行，叫做“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”。这反映了当时对科学的普遍态度，那就是科学是神圣的、是正确的；我们要向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科学，要向膜拜神灵一样仰视科学。
近年来，我们对科学的态度，则多了些反思、批判的元素。反映在儿童教育上有两点：
一是提倡不仅教授科学知识，还要培养批判性思维，质疑精神；
二是要把这种批判的精神，也要用在科学自身，教孩子用辩证的思维，看待科学的好与坏。
“科学就是好的、对的”这样的“科学主义”立场，正在遭受动摇。
实际上，几十年前，西方对待科学的态度，也遭遇了一次类似的转向。
伴随着后工业思潮，新自由主义和解构主义兴起。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，反对科学天授的权威。解构主义则在反思，科学的权威从何而来。结果发现，科学并不像上帝一样，有种内在的、绝对的神圣性，并不像默顿所说的那样，科学的权威来自于它的“独特气质”。
科学的权威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。说白了，和一种食物从便宜得论筐卖，到被商家塑造成了名贵食材、养生佳品差不多。
因此，西方国家开始摆脱“科学主义”立场，反思科学本身，考察科学的历史，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联。
而在我们国家，许多公民缺少基本的科学知识，仍是科普要面对的首要问题；科学仍是神圣的，仍是第一生产力。不过，我们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“批判”“反思”“质疑”的呼吁，在儿童教育和成人知识付费领域尤为明显。
这似乎昭示了，我们与科学的关系，正在走向下一阶段。
正如杜兰特指出的那样，人们并不是懂得的科学知识越多，就越信仰科学。相反，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，与对科学的态度，二者的关系呈现“倒U”曲线。在到达某个临界值以后，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，自然就越会去反思、批判。
虽然我们呼吁培养批判性思维、反思精神，而这二者的养成，却离不开知识的积淀。我们国家还没有到达“倒U”型曲线的极值点。
因此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，让更多的孩子学习基本的科学知识，用科学的视角解答他们的困惑，仍是科普事业的重点。
说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过时了，为时尚早。
作者 | 山听
儿童通识教育从业者
自由撰稿人
通识阅读践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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